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之首，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共商国是、国家举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因其规模庞大、建造技术繁杂、文化艺术水准高，在极短的工期建造人民大会堂在当时被视为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民大会堂的诞生过程，凝聚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和勇气……

领袖的夙愿与大国工匠的智慧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十大建筑”之首的人民大会堂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上的一曲华丽乐章。这个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雄伟、庄严，设计建造风格独特，堪称世界一流。

作为中国最富政治象征意味的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一个政治地标，而且犹如一部立体史书，记录着中国铿锵前行的足迹，见证“人民”的力量与中国奇迹。

它的故事，要从延安讲起……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面对无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坐着大口吸着烟的各地党代表们乐观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建一个万人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各部门集中在中南海办公。中南海房子有限，党、军队、全国政协、政府机关，加上警卫部队，许多机构都在里边办公，非常拥挤。特别是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后，没有独立办公楼，而是与党和政府的办公机构挤在中南海内，其中自然有许多不便。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北京城的改建问题时，明确提出要在北京建万人大礼堂的设想。7月，北京市规划局派人专门去莫斯科考察，准备建造一座能够容纳万人的礼堂。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实现这个设想。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建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展现10年来的建设成就。这些建筑追求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人文环境相协调。这些建筑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这些重大建筑工程中，万人大会堂置于首位，其他工程还有：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后来被归纳为“十大建筑”或“十大工程”）。这些重大建筑的完工时间，定在1959年国庆节前。

据万里的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1953年元月被中央调入北京，和陈正人同志一起组建中央建筑工程部，很快成为国务院首任城建总局和城建部主要领导人。1958年又奉中央之令调入北京担任第一副市长（彭真任第一书记兼市长）和市委书记处书记，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周恩来担任十大建筑总指挥，我父亲为副总指挥。”

周恩来的意见，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知名建筑设计师调到北京来参加此项工程设计，集中力量搞好国庆“十大建筑”，他还特地提到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的名字，表示要请他们参加设计。周恩来特别考虑了天安门广场上大会堂的位置。他从天安门广场整体要形成雄伟壮观格局、中国建筑讲究对称、四周建筑物对广场中央有一个向心状态，以及方便中央工作等角度考虑，提出：大会堂设计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他的这个意见得到参与此项工作的专家学者、组织指挥广场建设的干部们的一致赞同。

10月6日晚10时，北京市、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负责同志亲自将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北京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的3份设计方案送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并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请周恩来审阅这些建筑设计方案。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后，又仔细看了各个方案。他认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大会堂方案比较好，建议设计单位都再研究一下各自的方案。

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即让秘书通知北京市规划局负责同志到中南海来。他在西花厅连夜主持会议，专门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会上，周恩来和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共同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3套方案，详细地看了3套方案的平面图和立体图。

在3套方案中，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规模较小，而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的设计方案是17万平方米，气势磅礴，并且有中央大厅。周恩来在审查3套设计方案时，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设计的方案。在场的人都看得出，周恩来对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十分倾心。据万伯翱讲，当晚，他父亲万里带沈勃、赵冬日等建筑设计专家赶到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非常认真仔细地听了汇报，特别指出大会堂的观众席要有3层，中间大顶上要以红星五角大灯为中心，四周似花瓣放射，要葵花向太阳、繁星满天拱月般的灯光效果。

10月16日凌晨1时，周恩来最终敲定使用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至此，大会堂“体型”设计规划基本确定。

在讨论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布局时，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对位关系是建筑师们思考的焦点。如果大会堂和博物馆的大门正对纪念碑，彼此望去，通畅的视野就被正中间的纪念碑割裂，因此建筑师们让拟建的人民大会堂南侧盲墙、革命历史博物馆南侧石阙与已建成的纪念碑形成次轴线，使广场、东西两边的围合面向北延展，空间变得更加深远。这种布局也契合了中国传统造屋选址的理念，让人民殿堂、文化宫阙与英烈纪念碑各得其所，和谐共处于天安门广场。

“人民”二字实至名归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需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迁移居民684户，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万伯翱说：“党的威信极高，群众闻风而动。近4000间房屋得拆迁，人们立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皇城根下、天安门广场这黄金宝地，竟然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出现一家钉子户。”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他当年盼望的万人大会堂，1958年施工前他在周恩来的安排和陪同下，率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彭真等亲自审查了大会堂的模型，万里和齐燕铭为他们作了现场介绍。毛泽东等人十分高兴又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会堂等地的设计和模型。

建筑专家们忙于设计时，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现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前身）已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打起了前战。9月9日，勘测处连夜调集在远郊各地执行钻探任务的工作人员回北京市里为人民大会堂进行前期勘察。

“‘十八台钻打擂台’，现在还在院里流传着哩。”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张文雪至今清晰地记得勘察工地上的那段佳话。天刚亮，工地上迅速支起18台手摇钻。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擂台赛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人们几人一组，负责一台机器埋头钻探。工作人员奔走于各个小组之间统计数据。天暗下来，工地上高高挑起一盏盏煤油灯，夜晚从不沉寂。有人实在困了，找个屋檐倒下就睡。直到今天，每当张文雪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仍能记得自己的梦常常关乎第二天一大早公布的比赛结果。

10月25日，施工指挥部对参加施工的职工进行了战前动员。

10月28日，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了波澜壮阔的海洋。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说：“有的工人没能进入天安门现场突击队还掉下了眼泪呢！”晚上挑灯夜战，经过广场的每个人，进入工地的每个建设者，无不感到时代的强劲脉搏。

万伯翱说：“‘十大建筑’的施工，没有先进快速的掘土机，更没有进口的大吊车，都是依靠勤劳的劳动人民手中的大铁锹和十字镐等手工工具，上百辆汽车、拖拉机运出地基里挖出的断垣残瓦，再将成千上万吨从全国各地选出的最好的木材、石材、钢材等拉进工地。”

如同著名的战役造就著名的战将一般，修筑人民大会堂工程，也造就了一批敢想敢干的青年干部，他们的名字不仅和人民大会堂一起留在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而且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很高的领导岗位。

大会堂工程任务展开之后，全国建筑行业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陆续汇集到人民大会堂工地。最先来到工地的是全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紧随其后的是全国闻名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丁庆云混凝土工突击队”等等。

1959年8月底，人民大会堂全部工程完工，前后历时仅10个月。

9月9日凌晨，毛泽东在万里、齐燕铭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大会堂工地视察。其间，毛泽东向万里详细询问了工程的概况和施工的情况。万里汇报说，大会堂总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两万多平方米，故宫修建花费十几年时间，而我们这座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建成了。

毛泽东一听诙谐地对万里说：“你叫万里，你日行万里，好嘛！”万里也笑着说：“这是两万多名职工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的结果。”

万里还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万里回答道：“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人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嘛有些旧了、封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太长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自那一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对于人民，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8年4月，毛泽东在五台山附近的繁峙县伯强村与村干部、群众座谈时说道：“不要迷信庙里的佛爷，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正是对人民的特殊情感，毛泽东把大会堂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会堂建成后，得到中外一致好评。它在方便实用中彰显着中国的大国威仪，成为难得的建筑精品。大会堂在落成40年后获得“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

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殿堂

一提及人民大会堂，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在红都瑞金的一苏大旧址。一苏大旧址，位于“红色故都”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的谢氏宗祠。就是在这座看似寻常的祠堂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谢氏宗祠可谓“当年的‘人民大会堂’”。如今，一苏大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天全国各地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员络绎不绝，中央各部委也常有人回来“寻根祭祖”，感受当年烽火岁月里前辈们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的。

人民大会堂落成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举办地为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一届、二届会议和三届一次、三届二次会议，以及一届全国人大、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均在怀仁堂召开。直到1960年3月30日，从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才把全国人大召开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和办事机构也设在了这里。1962年3月23日起，全国政协第三届三次会议在这里举行。从此，全国两会一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69年4月1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成为党代会主会场。自中共九大起，历次党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人民大会堂作为主会场，见证了历次党代会，见证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幕幕。

自1959年建成，人民大会堂即成为人民行使权利、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和象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两会开闭幕式、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答记者问等等，更是让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980年8月，邓小平3天之内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访谈过程中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而通过这次采访，世界也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的认识。后来，法拉奇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人民大会堂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寸土不让。他那句著名的“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至今犹不时为人提起。两年后的1984年12月19日，经过中英双方两年22轮慎重和耐心的谈判，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终于在人民大会堂签订。1987年4月13日，中国和葡萄牙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即金色大厅，有“大会堂第一厅”之誉。因为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中国最高规格新闻发布会的场地，成为中国重大政策动向的“窗口”，有记者称其“金色大厅”。从1993年起，全国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常态化、制度化，通常安排在金色大厅举行，使得金色大厅也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得享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之誉。

人民大会堂为政治而生，也见证政治风云变幻，见证共和国前进的脚步。

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后，曾有一段时间每周对外开放一到两次。但到“文革”期间，群众性开放已中断。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体现党拨乱反正的决心。1979年7月，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人民大会堂，以人民的名义，走过沧桑，芳华依旧。过去、现在、未来，这座殿堂与人民永远同在。

（本文原载于2020年06月18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中华儿女》杂志社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