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今天，让我们一同分享周总理的感人故事。

周恩来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有人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周恩来一生工作和生活作风的真实写照。

为了节约，他的办公室椅背上经常挂着一件灰色的布上衣，一到办公室，他就换上这件上衣，有时还戴上两只套袖办公。周恩来的衬衣、睡衣、袜子都是补了又补。他穿的皮鞋、凉鞋都是一穿20多年。端饭菜的木盘有两个缺口。自从上海出产了中国自制手表后，周恩来就戴着这块上海表直到临终。

周恩来吃饭，大米、小米、白面、玉米、杂粮、白薯、芋头等什么都吃，吃红烧肉、狮子头是他的最高享受。早餐通常是一杯豆浆和一个鸡蛋，午饭、晚饭两菜一汤。

“不要忘了延安。”这是周恩来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极普通的话，饱含着周恩来深深的情感和不变的操守。买衣裳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尽量买便宜的；做饭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做简单些；住房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住得尽量简朴些；开荒生产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要多多增产；工作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鼓足干劲，提高效率。

进城后，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院，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是大块方砖，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他，他都不准维修。

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周恩来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说，有一次，她作为记者，采写了一条重要新闻，周总理看过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等会儿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先在我办公室等着”。这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金凤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总理去请示毛主席，忽然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盛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走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了吗？”秘书点点头。金凤吃了一惊。

这滴水声是那样清晰，滴滴打在金凤的心上，如果全国人民知道，也会滴在全国人民心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还身居漏屋呢？      

这滴水声使金凤的眼睛湿润了。金凤深有感触地说，这活生生的事实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

1974年，周恩来病情逐渐加重，可他仍然不顾一切地为党工作。

他有时进手术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先把那个事情问清楚，说清楚。那时候国家做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画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这个图也是世界上创造性的工作，国际上很重视。       

因为我们国家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病，比如说，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较多，在南方，在广州、广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较多，分布图上都表现出来了。这项工作是通过调查800余万人得出的结果。而参与这个工作的医务人员，间接的和直接的有近200万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

周恩来很赞许这个事情，立刻要他们做一个沙盘，并把这个沙盘摆到他的病房里。

周恩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病中曾向医疗组多次交代：“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表现出悲观丧气的情绪，而恰恰是在治疗见效，膀胱癌相对稳定的时候。他说话时神情安详轻松、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他对科学的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周恩来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在总理身边工作可马虎不得。”周恩来批文件，凡他改过的东西，出手之前必定再看一遍。有时发出去了，还要追回来再改。

离开办公桌前，他有个习惯，不是桌子摊了一摊子东西，让秘书收拾，而是自己清理，把已经处理和尚未处理的文件分开放在一定的地方。      

有一次，国家计委负责同志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恩来说：“张治中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应该持盈保泰。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

朱光亚回忆说，周总理要求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特别是在执行大型任务过程中，他指示我们要这样做。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每次搞试验之前，他要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的，或者意外的因素都考虑到。比如说，原子弹要做试验了，原子弹已经挂上飞机了，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我们对气象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万一原子弹投不下来又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的时候，原子弹会不会又意外地掉下来了？脱钩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应该采取什么可靠的安全措施等等。

有时周总理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说，我们暂时休会，给你们一定时间，你们回去找更多同志们一起研究，直到我们有了比较令人放心的答案以后，他才决定再复会，作出决定。这样的事不止一次。

他多次很严肃地重申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搞试验关系重大，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还很贫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周总理严肃而又亲切的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和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严谨的作风。

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里面，我们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要做到卫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在同一个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比较高的国家。

钱学森回忆说，由于总理的精心组织领导，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死人最少，花钱最少，发展很快，效果很好。周恩来领导“两弹一星”事业，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这业绩，是他领导科技人员发扬对人民高度负责，对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结晶。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工作人员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恩来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虽然仅仅是一分钱，但周恩来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

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