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力学的出现，“蒸汽时代”加速到来；电磁学的突破，“电气时代”大门打开；中子的发现，人类掌握打开核能的钥匙……

纵观科技发展的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以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引爆点”的。基础研究是托起整个科学大厦的地基，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如何加强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破解“卡脖子”难题？如何培养基础研究高水平人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关基础研究的话题引发了代表、委员的热议。

把准基础研究的“方向盘”

近年来，一系列关键领域出现“卡脖子”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一些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形成一些看似有价值的理论或应用成果，但无法转化为我国未来在该领域的自主突破和技术优势。一些面向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没有真正围绕应用需求，缺乏应用价值，也解决不了实践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指出，我国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根本上是起引领支撑作用的基础研究不足、核心科学问题没有解决。

基础研究的不足，根源是基础研究的“方向盘”没有把稳。在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张晓宏看来，着力破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科学问题，应是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鼓励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为重大工程和关键技术提供硬核支撑”。

“取得更多从‘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攻克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及颠覆性技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是厦门大学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说。

张荣表示，立足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厦门大学近年来大力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发挥一流建设基础学科的牵引作用，打破院系壁垒和学科界限，推动基础学科与优势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数、理、化、生与新工科、新文科和新医科在交叉融合中加快发展，推进文、史、哲学科重大基础性问题的交叉研究，并在交叉融合发展中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发展亮点，更好地支持开展原创性研究，助推攻克“卡脖子”难题。

建强基础研究的“加油站”

“基础领域的研究，往往路径不清楚、方法不确定、失败率比较高。”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上，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基础研究的“痛点”，点出了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难。

对“勇闯无人区”“甘坐冷板凳”的基础研究科研人员，支持不能弱化，亦不能短视。

“我们要努力推动形成宽容失败、鼓励坐冷板凳的科研环境，对从事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支持方式、研究生态，要给予更好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安排。”王志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高度重视，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位置。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连续四年超过6%。

对基础研究的各项投入应坚持“长期主义”。张荣建议，要调整基础学科建设周期，多渠道加大基础学科建设投入，设立基础学科建设专项和基础研究人才专项，建设人才培养基地，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给予基础学科长期稳定、可预期的经费支持和政策配套。

扩大对基础研究支持的开放性，亦不失为解决之道。金力建议，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国家支持体系的功能性布局，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资助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在投入环节，既要积极争取国家提高对于基础研究的集中财政投入，也要积极争取企业、基金会等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还要加强对于外国科研人员来华工作的科研基金项目支持布局，建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资助体系。

“评价难”则是基础研究又一“痛点”。对基础研究了解颇深的金力指出：“真正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往往是对现有理论的颠覆，难以满足现行的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项目管理要求，可能面临‘无人可评、无从评价、无法决策’的困难。”

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建议，基础研究的推进要有宽松自由的氛围，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评价需要优化。

张荣则建议，要针对基础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优化完善综合评价体系，营造适合基础学科发展的科研环境。

壮大基础研究的“人才库”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怎么解一道数学难题，一个现象怎么发现，怎么总结其中的规律，一项科研过后怎么把方法总结出来，这些都是科研最难的地方，都要依靠人。”王志刚说。

推进基础研究“更上层楼”，归根结底靠一批能挑大梁、敢担重任的高水平人才。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看来，科技英才的培育应从娃娃抓起，尽快完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机制，“从教育科学和学生成长规律来说，拔尖创新人才必备的许多重要素质是在基础教育中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做好学科拔尖人才的早期识别和培养，给予这些好苗子适合的特殊成长机会至关重要”。

好苗子发现之后如何培养？张咏梅建议，加快构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科研院所贯通式培养体系，组建培养共同体，实现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衔接与对接。对在数学、物理等“五大学科”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高中与大学联合制定订单式专门培养计划，保障其得到全程充分的培养，保持其学科潜能与学科兴趣。

高等教育阶段是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最后阶段，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更应发挥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作用。

如何厚植沃土，让基础研究人才“百花齐放春满园”？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丁建宁认为，一要完善专业分类建设体系，推动拔尖计划内涵式发展，大力推进本科专业品牌化建设；二要完善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体系，促进拔尖学生多元化成长；三要完善学科交叉培养模式，保障拔尖学生宽基础成才。要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协同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表示，清华大学一贯高度重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020年，为落实国家“强基计划”，清华大学成立了5个书院，积极探索科教协同、理工融合、导师制、本研贯通等新型培养模式。2021年，学校成立为先书院并试点申请设立“交叉工程”专业，培养具有宽厚基础和多学科交叉融合背景的创新领军人才。

（本报记者任朝霞、缪志聪、熊杰、蒋亦丰、施剑松对此文亦有贡献）